山西焦化迅速宣贯省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会精神

第三，在一级政府所设各部门中，有些复议案件多，有些少，甚至没有，在设置复议机构时，就很难确定设或不设。

而监察机关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监察机关必须根据不同种类公职人员的纪律要求适用政务处分或者作出处理。所以，受到诫勉处理的公职人员一般在6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任，取消当年的评先评优资格。

《法官法》第46条规定的10种违纪违法行为。《监察法》虽然将国企管理人员视为公职人员，不再局限于高层领导干部，而是包括所有层级的管理人员。（二）《暂行规定》明确政务处分对象的标准为公职人员的身份而非公职 依据《暂行规定》第2条的规定，监察机关可以根据被调查的公职人员的具体身份，给予政务处分。[21] （四）《监察法》上的违法包括公职人员违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暂行规定》将公职人员的违法违规作为政务处分的情形，此处之违规是指违反党政机关发布的规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公职人员政治、廉政、工作纪律和道德行为的规定与准则。从法理上讲，身份标准符合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由于政务处分是国家机关内部的纪律惩戒措施，必然要求政务处分的对象与其管理机关和单位之间形成一种内部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监察机关与政务处分对象之间的权力监督关系即建立在这种内部关系之上。

除监察处理外，国有企业中没有国家机关编制的管理人员以及公办事业单位非管理类工作人员，也可以依照《企业国有资产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适用纪律处分，此种纪律处分具有行政处理或者内部责任追究的性质，但不属于行政处分的范畴。这些不适用政务处分的人员，均属于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也属于公职人员的范畴，但却不适用政务处分，其根据是这些公职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论是民法典的编纂过程，编纂之后的有效实施，还是民法典具体的解释和适用，都离不开宪法解释的原则性指导，需要建立民法典编纂与宪法解释的有效互动机制。

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宪法地位问题上，我们过分强调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功能，客观上削弱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有的功能，混淆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常设机关的界限。但目前可能纳入分编的法律中有些是基本法律，有些是非基本法律，如《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非基本法律。特别是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的过程中，宪法的发展成为推进其转型的重要动力与背景。[6]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立法是利益博弈的过程，立法者需要把握宪法的科学精神和客观规律，并有义务将宪法精神渗透在立法过程之中。我国宪法区分了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非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虽然文本上没有明确两者的法律效力位阶，但笔者认为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实际上存在着位阶关系，基本法律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非基本法律，[12]纳入民法典体系的分编应具有基本法律的属性。

这既是政治决断，同时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向法学界提出了重要的研究任务。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宪法》第53条规定了公民遵纪守法的义务。宪法解释在民法实施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以尊严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也有规范上体现的价值规范。

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在民法的具体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需要引入宪法价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四、民法典编纂的程序要符合宪法精神 按照立法规划，民法典各编于2020年3月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如公序良俗是民法上的基本原则，也是支撑民法制度的基础之一，但在宪法上如何使公序良俗具有正当性基础，以确保信息化、风险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私权领域的公权力侵害。

将来民法典总条文总数可能在1200条以上[11]，同时包含不同的分编，修改的幅度又不同，如何由全国人大统一审议通过？从立法技术层面有可能遇到新的问题，对此需要我们做好理论研究，完善相关程序。对宪法依据的质疑，实际上削弱民法所具有的客观价值基础。

由于规范结构相对单一，单行民事法律在实施中进行法律解释的难度并不大。[8]参见王竹：《编纂民法典的合宪性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作为依据政治决断而进行的立法，围绕民法典的讨论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2]。《草案》第1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立法程序的合宪性基础上，民法典编纂可能遇到的另一个程序问题是如何协调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关系，使民法典各编统一具有基本法律的地位。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注意区分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之间的界限，防止将宪法权利民事化，民事权利宪法化，混淆宪法与民法的功能。编纂以后的民法典本身同样是一个系统性整体，因而在被全国人大通过时，除《民法总则》外，其他分编不一定都需要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字样，而是由民法典的第1条统一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8]，以体现宪法依据的统一性与宪法规范的最高性。从民法典编纂的性质来看，编纂是对现行分别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删繁就简，修改完善。

《草案》需要进一步思考条文的设计与表述上如何更好地体现宪法精神，及时消除与宪法可能不一致的内容。民法典编纂不同于一般的立法，也不同于一般的修法，它需要一种高于立法技术的价值引领，使民法的规定建立在文化、民意与民俗的基础之上。

在法国，民法基本原理的宪法化进程中，人的尊严价值拓展到婚姻关系之中，通过宪法解释将婚姻自由纳入到《宪法》第66条，扩大了宪法价值的运用范围。民法典各分编内容的设计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涉及的宪法问题包括：如何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如何在修改时体现宪法精神，使修改的内容之间保持内在统一？所有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这一命题中自然包含修改的内容要符合宪法精神。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宪法为根本法，综合各个法律部门，组成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有效实施的规范体系。但形成为统一民法典体系后自身规范价值不一定保证其规范的合宪性，需要引入宪法价值来约束民法典实施。

《草案》在一些问题的规定上具有前瞻性，如第16条规定胎儿利益保护时，把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实际上从法律上明确了胎儿的地位，使之具有生命权主体地位，对于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生命权文化发挥着引领作用。作为非基本法律，《侵权责任法》调整领域不属于基本民事法律制度，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使之具有基本法律的性质。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未来民法典编纂时应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位阶关系，在合宪性的范围内寻求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法，不仅是建国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共识的最高体现。

在上述范畴中，宪法解释的功能分别表现在： 1.民法典编纂中合宪性的优先判断。(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以宪法作为依据时，更重要的是理解和贯彻其价值与精神，避免拘泥于具体条文。如《物权法》的修改中要根据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性质与要求，从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权角度对法律内容进行合理修改，同时也要处理好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因此，引入统一的宪法解释，以降低法律解释的难度，协调内部外在形式结构要件与内在价值体系要件、内在不同价值之间冲突是十分必要的。宪法精神对立法的约束有助于寻求社会共识，特别是体现民法典的民意基础。在分析宪法依据时我们不能仅限于规范或者特定的条款，需要从整个规范体系的高度进行综合性、体系性理解，避免割裂法秩序内在的体系性关联。基于此，对《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婚姻法》第22条解释如下：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

如龙卫球教授提出民法典编纂要警惕‘宪法依据陷阱[5]，从民法视角对宪法依据的相关问题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认为要注意宪法依据对民法典编纂的影响。总之，无论是制定还是修改，民法典编纂中分则部分的任务都是十分繁重的。

对不同的法律进行修改时，如何与宪法精神保持一致是未来民法典编纂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民事法律实践中如何体现宪法精神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日本，最近围绕宪法与民法关系形成了新的学术观点，如宪法基础的重层论，其出发点是认为宪法既是社会的基本法，同时也是国家的基本法，强调规范体系中宪法的最高地位。宪法精神引导立法者的立法思维、有助于实现立法过程的科学性，宪法精神对立法的约束有助于寻求社会共识，特别是体现民法典的民意基础，因而学术界需要构建以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民法体系。